裝置？ 政治？藝術不夠政治 還是政治不夠藝術

【1998.9.27在地實驗訊】大選將至，台北市忽然熱鬧了起來，台北雙年展剛落幕，草山行館裝置藝術展接著登場。要把景氣帶回西門町的電影藝術節則是更實惠而普羅的活動。市長近來也頻頻出現在各種文化場所，除了各個藝術節的開幕酒會，連法國畫家Fabien的在台創作《外套》市長都忍不住去湊熱鬧、穿一穿。由伊通公園承辦的草山行館開幕，藝術家與政治人物觥籌交錯的畫面令人驚訝：是一個有文化素養的政權誕生了嗎？而行館中許拯人的作品則悄悄引爆了一個古老的課題：「藝術家與政治人物，究竟應保持什麼關係？」

許拯人的作品是《二胎》。他在行館門口放置了一塊廣告招牌，上面寫著：「二胎，政府立案，正派經營，低息。」四周還有小燈泡繞著招牌跑呀跑，整個招牌低廉粗糙的質感頗有台灣味。不知情的民眾聚在招牌前，彼此討論後還是不確定這是藝術品，還是一般廣告招牌。有人喃喃說：是地下錢莊嘛！進入行館，轉彎處許拯人豎立一根路標牌，箭頭分指行館四周，上面還是幾個「二胎」的牌子，挑釁意味更濃。當夜晚降臨，暮色四起，燈光用力將兩個大字往外放射，顯得更加刺眼。二胎究意味著什麼？二胎是一種貸款關係，指同一抵押物、二次貸款。而民間的用法通常是把二胎用來表示地下錢莊。一場大選前的裝置藝術展，又選擇在舊威權體制的具體象徵物舉辦，二胎的概念自然被許多人解讀為諷喻政治的呈現。對此，許拯人說：「政治場域的角力鬥爭，甚至政權的更替，都不是我所要說的。重要的是二胎的第二層意義。當政治力釋放出資源提供藝術家表現的舞台，你清楚知道有些東西需要代價，獲得的是不是比失去的多，藝術家需要考慮清楚。正如二胎，借的比還的多得多，藝術家…不能有舞台就上。」

草山行館這次的開幕活動是由SOCA承辦，裝置藝術展覽部分改交由伊通公園接辦。許拯人的作品一直引起承辦單位的關切，從SOCA到伊通，都曾向他要求希望更改這次的作品計劃。理由是：「二胎」的概念不夠普及，不容易讓一般民眾明白。主要參與承辦工作的藝術家莊普認為，這是一種政治藝術的問題。政治人物有沒有政治藝術很重要。一場活動若只看見了政治人物，看不見藝術，政治人物也算失敗。藝術家其實很清楚政治人物要的是什麼。他認為這次活動主辦單位並沒有意識型態的限制，幾乎都放手讓承辦單位去作，而許拯人的作品雖然有強烈的政治諷刺，被反對的理由也不是來自意識型態的控制，只是二胎概念並不夠普及，不能達到效果。

對許拯人而言草山行館幾乎是一場藝術與政治力的交合。最重要的因素是時、地的敏感。在大選前夕，又選在敵黨舊王權的象徵地點，藝術家是不是提早以自己的創作替政治人物佔領了這個空間？正如十月一日的大陸慶典，藝術家接不接受作品的展覽邀約？他以美術館前任館長遭美術界砲轟下臺為例，當時的除色小組有許多私下都支持民進黨，但是當藝術為政治力服務，藝術家就必須為自己的理念搏鬥。雖然藝術與政治的界線曖昧不明，許拯人一再強調：藝術家要清楚自己的分際，對現世社會的反省很重要。----絕對比創作發表來得更重要。

許拯人笑著說：「在紐約唸書時，一次偷看寫詩的朋友一封信，他寫道：寫詩是一種生活方式罷了。這樣的說法影響他到現在。藝術，一種生活方式罷了。許拯人第一件作品《愛台北的一種方式》是佔領國父紀念館附近停車場的七個停車位，一整天。奇怪的是，許多找不到停車位的駕駛人在附近繞來繞去，就是不會停下來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就這樣，一天沒有人來阻止。那次的展覽讓他對作品展出的想法有積極的改變。藝術品為什麼一定要在展覽空間才叫藝術品？藝術家作品展出時才叫藝術家嗎？雖然他已經盡量避免去做社會議題的作品，《愛台北的一種方式》卻讓他相信：藝術家要在心裡保留這樣的空間。

最近一次藝術家的座談會中，畫家李俊賢曾提出對裝置藝術的質疑。對畫家而言，創作是絕對個人的。畫家任何時候、任何地方都可以創作，裝置藝術卻是有空間才會考慮創作，還必須結合種種外力，耗時費錢也容易陷入必須借助政治力、商業贊助等等的困境。甚至有人質疑最近的蔡國強引爆省美館，究竟是蔡國強的創作，還是館長倪在沁，或是所有炒作新聞的傳播媒體的共同創作？裝置藝術媒材的性格一向備受質疑，不論以環保的立場檢驗，或是因高人力物資的消耗而必須結合政治或商業力的常態。許拯人的想法也許可以作為參考。但是在台灣，藝術究竟有沒有顛覆現世的能力？或是祇能盡量作到和平相處、敬而遠之？這都是待考的問題。

行館的再啟用象徵了威權世代的落幕，取而代之的是標榜市民主義的政治思潮。而新中產階級優質生活的最佳保證，莫過於一場結合歡樂與品味的藝術活動；這就是草山行館裝置藝術的底層意義。除了連根拔除王權的象徵---草山行館外，總得植入新的象徵意含，綠色競選旗畢竟太俗氣，也不符合台北市中產階級的品味，把藝術送上陽明山，在全台北最山明水秀，也是每逢假日最塞車的地方創造一個藝術新台北，雖然依舊得花三小時上山，總是多了一個親近藝術的機會。

（鄭美雅陽明山報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