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gaya 1930年的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》片段一。有關原住民的出草獵頭文化。(資料提供:邱若龍)

 

《gaya 1930年的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》片段二。紋面文化。(資料提供:邱若龍)

 

邱若龍說到原住民的獵頭「出草文化」,其實是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。雖然聽起來很殘忍,但當時的漢人做過的事反而比這更殘忍。

 

身為一名漢人,邱若龍長期在山上拍片,接觸原住民的生活,他認為各個文化間產生的碰撞及不同的角度,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東西。

 

最早邱若龍是由一部「霧社事件」的漫畫型態來呈現此一主題。後來決定用影像紀錄,展現更真實更靠近生活的血肉。

 

選用16mm的影片來拍攝紀錄片,邱若龍展現了「非做不可」的決心。他所紀錄下的文化影像,例如紋面,正是這幾萬、幾千年來最後的一代。這種珍貴的影像,他堅持值得花一些成本來製作。

 

雖然片中談的是「霧社事件」和原住民的[gaya] 傳統,但是邱若龍也將現代山上的生活具體呈現,再請老人家回憶前事,加上一些珍貴的資料片,他試圖重塑片段的歷史。然而過去已然過去,最後仍然回到現實之中。
 

都是台灣的主人-----原住民紀錄影片觀摩座談
訪[gaya1930年的塞德克族與霧社事件]作者邱若龍

【1999.11.26在地實驗訊】在金山南路「Because歐洲香料廚房」,柳春春劇社正推出年度新作《變》,這也是導演朱朱多年的小劇場表演生涯中,第一齣執導的作品。「柳春春劇社」成立至今三年,今年的《變》與去年的『春天』(光明之路三部曲之一)是各自獨立的系列,在風格上也有很大的不同。

「柳春春劇社」這個團名是已經去世的「臨界點」導演田啟元取的,他當時突發奇想找一些臨界點的成員和有肢體殘障的演員,另外組一個團,想做一點不一樣的戲吧,團長阿忠這麼說。而之所以叫柳春春,是大約在民初時期,大陸有一個劇團叫「春柳社」,算是中國近代戲劇史上一個很早期的劇社。或許是一種期許,在當時對於現在,也或許它就只是個名字如此簡單。

由於現實上無法每天維持練習的緣故,朱朱感覺自己的身體已經有點僵硬。原本是想做一部完全是對白的戲,並不想刻意強調肢體的部分,但是有時候想表達一些東西時,直覺上還是會習慣經由身體來表達,在排戲過程中很自然的就冒出來。而另一個原因也是在這齣戲中第一次演出的表演者小玲,她不曾接受過嚴謹的肢體【1999.1.31在地實驗訊】文史工作者邱若龍的首部16mm紀錄片《[gaya]1930年的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》,在原住民文教基金會主辦的「原住民紀錄影片觀摩座談」中首映。活動中除了邱若龍的作品外,更有多位原住民影像工作者的作品映演,引起相當大的迴響。

原住民的生活及歷史,在一般的漢人的認知中,時常用「觀賞」,「好奇」的眼光去認識。這樣的獵奇心態,實在造成了原住民相當大的困擾,也將族群間的嫌隙日益加大。本次的「原住民紀錄影片觀摩座談」中,呈現了原住民自己紀錄創作的影像,直接用原住民的角度來說話。如此的影像作品比之平地漢人匆忙的獵奇影像,自然是多了深入的情感和客觀平實的觀點。他們要的不是精彩炫目的奇觀節目,用心紀錄的是少數族群面對各方面的強勢衝擊,如何生存因應;面對歷史文化的消退,如何進行最後努力。

然而在此次片展中,唯一的一位漢人作者邱若龍,花了兩年多將近三年的時間拍攝的《[gaya]1930年的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》,則顯現出另一種不同角度的原住民紀錄片。全片以泰雅賽德克族與1930年的「霧社事件」為主軸,並且以數千年來賽德克族遵守祖先的遺訓[gaya]為貫穿。在男耕女織的傳統部落方式生存在台灣中部高山,臉上的紋面不只是個人成年的標誌,更是死後祖靈能否認識,進而回到最後歸宿所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據。但自從國家體制介入後,日本政府的嚴禁使賽德克族人賴以維持秩序的[gaya]不再,一切失去了標準。1930年「霧社事件」的發生便是賽德克族為了找回[gaya]所做的最後努力。全片幾乎皆為原住民母語,訪問了許多臉上仍有紋面的老人家,回憶六十多年前的情形,並且取得日據時代由日本方面拍攝的珍貴紀錄影片及照片,使這部片傳遞豐富的感情及資訊,並從現代回歸歷史,再從歷史展望現實,保存了即將消逝的文化資產。

邱若龍在拍攝此片之前,以五年的時間畫了一本「霧社事件」漫畫。他現在自己說,「那看起來真像教科書。」當時的一件事使他決心用影片來重新進行紀錄,他曾將他畫的漫畫交給另一族的老人家看,卻被老人家丟到垃圾桶中。「我那時很確定我畫的歷史是沒錯的,但老人家並不認同。」因此他發現歷史有許多的角度可以切入,並且用影像的方法紀錄,更為真實貼近現實。而他選用16mm的Film做為材質,製作了這部一百分鐘的紀錄片,「影片和錄影,在長度和成本的考量是有相當的差距。但是我們現在拍的珍貴影像,是這個族群文化幾千、幾萬年來的最後一代,如紋面,當這些老人死去,將不復見。所以如此寶貴的影像,真的值得多花一些成本去紀錄,畢竟質感是有差異的。」也因為他們眾多的原住民朋友協助與翻譯,及長期與原住民的共同生活,邱若龍的工作小組在拍攝的剪接比上拿捏得當,減少了許多後製剪接的困擾及成本。「尤其是我們全部以原住民母語發音,如果沒有適當的瞭解及掌握,沒有頭緒抓了就拍,可能會搞到傾家蕩產也拍不出來….」

這部片子用了三年的時間,邱若龍接下來最想製作的是一部原住民母語發音的「動畫片」。「台灣的動畫片,那些動畫師都拼了命去畫,結果出來的成果卻都….,真的缺乏一些些。而這一點點就差很多了,我們真的很想做好一部。可是這又不知道要幾年了….。」

紀錄片是由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。------小川紳介

我們也共同期待,紀錄影像創作能和現在活著的人共同分享勇氣,分享活著的樂趣及活下去的美好。

 

(黃思嘉台北採訪報導)